唐诗、宋诗，真的有明显的界限吗？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別，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钱钟书在此充分肯定了文学作品的个体化，说明文学作品并不完全是附庸于时代的产物，而是创作者本人的性格、思想、情感所生成的产物。本文认为唐宋诗歌并非界限分明，但是唐宋不同的社会背景仍然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动因。
一、唐宋诗之间并非界限分明
钱钟书认为，唐诗和宋诗并不仅仅是朝代的区别，而是诗人“体格性分”的区别。“高明者”情绪奔放外露，所创作出来的诗歌就具有“丰神情韵”； “沉潜者”感情冷静、善于思考，于是诗歌就具有“筋骨思理”。
钱钟书在这里提到了席勒“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的观点，席勒认为古代的诗歌是感伤的诗，他们的诗歌模仿自然，诗歌中具有自然的天性；现代的诗歌已经脱离了自然的状态，于是他们在寻求过去和谐状态的时候呈现出感伤的情感。
钱钟书有注意到席勒在区分古代的诗歌和现代的诗歌时，关注的要点在于创作者不同的秉性心理所造成的不同创作倾向。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个体的作家创作十分有效，我们在分析唐诗和宋诗时，与其将其套入朝代的框架之中来强行解释，不如直接从不同诗歌的创作特征来分析。
二、唐诗和宋诗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时代。
在同一时代之下，有人写唐诗，有人写宋诗，这是诗人不同的性格心理所造成的。例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举出的例证，杜甫的诗歌思绪沉重，波澜老成；韩愈的诗歌具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带有散文化的倾向；白居易追求诗歌的现实性，强调卒章显志；孟郊讲究苦吟，追求字词的雕琢，而且这些诗人在诗歌中都具有很多议论的成分，与宋诗的讲求说理相呼应。
在宋代也有不少诗人呈现出唐诗的风貌，例如姜夔诗歌所呈现出的自然天成，与宋诗所推崇的说理相悖；永嘉四灵投身于山水之间，感情真挚直抒。可见唐人也可以写出具有“筋骨思理”的诗歌 ，宋人也可以写出具有“丰情神韵”的诗歌，时代背景并不是决定诗歌风貌的唯一动因，诗人本人的性格气质、文学思想都会对其创作造成影响。
唐诗和宋诗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位创作者的作品之中，“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我们在说起某位诗人的创作时，往往想起的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风格，但实际上诗人的心理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创作也在随着创作心态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例如杜甫的诗歌创作，杜甫早年的诗歌中亦不乏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大情感与慷慨气势。但到晚年，杜甫更多着眼于人民的困苦和自身遭遇的不幸，就逐渐思虑深沉，转向了忧愤深广，波澜老成的风格。
因此，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心态造就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风貌，很多诗人的创作都发生过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例如王维早期的诗歌中亦具有气势壮阔之作，但后期诗歌逐渐转向了对空灵山水和禅意的表现；以及上文中提到的创作具有宋诗倾向的白居易，也同样有《问刘十九》、《醉中对红叶》这样情感天然的唐调作品。
三、唐宋诗对不同时代风貌的体现
在上一部分，通过对诗人秉性对创作的影响以及宋人对唐人的学习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宋诗之间并非界限分明。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的确使得让唐诗和宋诗在宏观上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风貌。尽管诗歌并非社会政治的直接产物，但是诗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他们在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和文化的熏陶之后，其诗歌仍然不可避免的染上了了时代的气息。
唐代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文学创作得以生长的土壤，对思想文化多元性的包容造就了文人自由的思想，从而使得诗歌的创作也呈现出多样风貌。佛教在唐代的盛行更是深刻影响了唐诗的创作，诗人们的敏感心灵在与大乘佛教接触后产生了意境的美，使得唐诗具有了更为圆融的情感境界。
此外，唐代科举考试使得诗歌创作成为文人进入仕途的渠道，这也极大提升了文人们创作诗歌的热情。这些社会政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确凿，我们在分析唐诗时最终都会追溯到这些源头上来。
而宋诗的“筋骨思理”无疑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因此呈现出说理化和议论化的倾向。
即使姜夔、张耒、九僧和永嘉四灵呈现出一些唐诗的因素，但他们毕竟不是宋诗创作的主流，宋诗创作的成就也无法与苏黄等人相比，宋诗的主流的确呈现出思理化的倾向。
唐宋诗有没有明显的界限，再深一层我们就要思考历朝历代的文学有没有 唐宋诗有没有明显的界限，再深一层我们就要思考历朝历代的文学有没有明显的界限了。钱钟书同样提到了其他朝代的文学现象。
但是，将除了唐宋之外的朝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学的发展变化。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史上，如果将诗人分为“高明者”和“沉潜者”，将所有诗歌都分为唐人的诗和宋人的诗，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否定了文学的发展性。诗歌发展到唐诗，是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和楚辞的浪漫主义中走出，再到魏晋时期文化自觉的生成和文人对个人情感的挖掘，这是一个发展积累的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诗人都分成是“丰神情韵”的唐诗和“筋骨思理”的宋诗这两个阵营。
在解释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时，我们仍然会不可避免的追溯到社会历史背景上去。人的社会性就决定了文学作品必然是有社会性的，文学不是作家坐在空中楼阁中冥想出来的，而是作家在世界中的发现和感悟。
在这一点上，传统的“社会造因说”确有可取之处。
总而言之，唐诗与宋诗呈现出了两个朝代不同的时代风貌，但并不具有分明的界限。我们在接受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说时，并非要把所有的诗歌都套入唐宋诗的框架中去，而是应该看到文学的自觉发展和独立性，应该看到作家个人的秉性在文学作品生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不仅仅将文学看作是时代政治催生出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