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子 | 诗是字爆炸（诗论四则）

      诗人不是密码，所以无法破解。凡密码迟早都会破解的。诗人从对语言的不信任、怀疑、质问开始，开始生，开始死，生生死死，实践不止。一首诗是有前世的，诗人无法对命运负责，如果命运是一件作品，诗人可能负责。诗人应该对作品负责。诗人只是对作品负责。在当下，诗人缺乏觉悟，竟然放任诗写作中的保守主义与市侩主义。圆滑的保守主义以知识分子的名义；乖巧的市侩主义以民间立场的名义。我们努力语言，但并没有记住语言的深度。语言的深度：非工具性。一首诗：留下笔划的呼吸，把确定流放。流放确定，诗人啊暴君？在当下，诗人非得暴君一样行事？一个工兵来了，毫无诗意，毫无诗意是对的，他说，诗：是对字实施爆炸。或者，诗：是字对诗实施的爆炸。诗是字爆炸。总有一天，诗会朝着沉默的方向发展：字！这是一次行动，一首诗：它的存在对他而言是必要的负担，生存就是方向，自由就是困境。在当下，诗并不适合当下。诗适合治疗？治疗有狂欢的兴致与性质，但诗人一旦真正进入语言，他又是禁欲的。灵魂专心于盲目，人性的丑陋不例外在它精湛的书写。玄言的季节已经过去，当下的愤怒不会是玄言。被欲望阉割的是信仰，甚至还有恐惧。恐惧不需要缀以注解，于是写作——诗在当下只能是一支拒绝执行融入知识系统的叛军。偏离常规，偏离功能，偏离交际，偏离运用，权力不应该是诗学。一首诗的写作过程是逃脱术：社会权力话语和个体权力话语都不能给予制约。我们看见的这一首诗不是这一首诗，这一首诗是隐形的（由于隐形而无比自在），它以那一首诗之焦虑状态而出现（我们看见的这一首诗是那一首诗），于是仿佛博物馆展出的“文明”，多样性使“相异”存活下来。诗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一点，也是唯一的一点，那么，诗人是诡辩家吗？任何的意图都让人扫兴。诗不是哲学，它如果不走运的话就是通往哲学道路上的（一种）经验，真是太不走运了。多样性和异质性：在结构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具有优先性，需要的是——在表面轻盈的造句里，承载着其实是更大的重量，恍如负有责任的壁画上的飞天。但语言不是“宗教”形式，语言是“涂鸦”形式，不是意义系统，更不是交际手段。诗人不选择语言。语言选择诗人？语言会选择诗人吗？诗要有反驳的力量。语境：语域，语旨，语式，将在一首诗中哗变。意义和风格属于社会功能，诗不表示思想概念；形式和内容属于模拟功能，诗不表示基本问题。诗人的思维不受二元分离，思维，只有思维，才是诗人的目的。玄言非玄学，玄言可爱，玄学不可爱。玄学还仅仅停留在时间范畴的思索上。感知包括口头和书面。独白：与性命密不可分。说话者是一种信息。说话不是文字说明，诗不是当下的文字说明——不仅仅是文字说明，不仅仅在于文字说明。一首诗不涵养群体品行，但它或许是群体品行中的一个涵洞。语言的中心就是语言本身。诗是动态的，就必然会有自我遮蔽，它以自我掩蔽拓展自己，他者应该觉得晦涩是另一个必然。诗的知觉范围：多变的视点考察机会、巧合和变化的本质：童年时光很长，空间和环境的游戏，玩得更多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而是集体活动——诗人的世界不同于同时代人生活的世界，那是更理想的世界或者更不理想的世界。我或者我们正在背面，……诗像已婚的姐姐第一次来看我们，反正我不会夸张地去彰显人性。诗是格格不入与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一个诗人就能辨识自己的诗作？不可思议。白色的表面，偶然到了的生活像一则笔记：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在生活里，我们还没有那么有趣。彻底放弃安全感，能激发想象的东西（生活至少和至今在我看来还是有趣的，这是另外一回事）：恐惧常常下沉、结晶为处理一首诗的经验，有时候是非常糟糕的经验。不可思议。但它却是界线。我也曾说到了恐怖。恐怖和恐惧的区别是：恐怖是被动的，而恐惧无疑主动得多。诗：那些看似远离政治的事物其实能够对国家和人民（甚至政治）施以更强大的影响，只是意义的独裁置身于无效实践，苍白统治（着）关系，是，关系。是，关系，没有内在，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外在，诗的结构是诗人的结构：这种结构至少与另一种结构相互挂念（文化是个挂念场）。抽象，体验抽象：自由不是整体之际它将是抽象的形式。麻木不仁成为中介，人类语言成为字谜，民族语言成为对字谜的猜测。语言，存在，世界，诗人，人的存在形态并不等于文化的存在形态，在我看来就是如此。诗应该是新作品：平原榆树之上的闪电，晕眩的目的为消逝。它反对台灯和霓虹灯。闪电反对台灯和霓虹灯。误解不会使诗死亡，使诗死亡的只会是诗人：在语言世界，诗人的缺乏敬畏与虔诚使其死亡。还有懒惰。对了，懒惰！懒惰！但懒惰的诗人却常常得到读者的喝彩，在当下，诗成为懒惰的事业恐怕也是事出有因。在当下，完美已经不可避免地与懒惰为伍：尝到庸俗的甜头，还有，还有什么好说？庸俗的甜头，又大又“惊叹”的庸俗的甜头。诗越来越成为布景，上面画着假山假水：写作的仪式性被庸俗了，仅仅是——糟糕的程式——而已。程式并不糟糕，看它在什么地方出现。出现在写作中的程式却总是糟糕的。程式在写作中是写作的“伪善”的“面具”。作为自由仪式的诗——当它不能行动、已经瘫痪，我们还能指望诗是自由的仪式？怎么看待这个困境？只有先入困境，才能重获自由？自由是孤独与反抗奇妙的混合冥想。组织化的结构与一首诗无关，不服从，一首诗中的词语不是对组织化结构的服从。生存不是生命的意向，也不是精神成长和结构或者解构。生存不是修辞学，很多方面，一首诗的生存却是意识形态。但一首诗使意识形态修辞化了，本能地融入知识系统，仿佛语法提供窗口。政治、技术、经济与诗之间的断裂和冲突，是官僚等级制谋取利润的结果。道德是意义的领域，所以意义迷失，或者过于奢华，与模仿有关。一种编码隐隐约约地以某种权力与诗对立，一些片断，一些图像，陈词滥调成为价值观念：诗的精神财富无耻地转换出轶闻逸事。一个幻觉：复数幻觉，复数的文本幻觉，复数的文本的色情幻觉：用文字描述翻译。装配规则的狂热交织在共处的线性的所谓的现实之上而不是现实之中。被颠覆的除了空虚，还有就是诗人自己。审视人类生存状况的最后是诗人，因为他们被剥夺一空，剥夺一空是诗人的法器。理论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诗在于改造世界。诗与诗人之间出现危机：深不见底的裂痕，语言的独木桥独立，脱离丘陵地貌。侥幸的诗告诉穿著制服的诗人：一首诗让人不喜欢，是诗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诗人在宠物化。太亲密的关系。不要忠诚于人，只忠诚于艺术，但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喧嚣之日哑默的独有手法。边飞边长着羽毛，……而诗人并不说神话与人话。未曾存在的，诗人也能创造，但没有什么需要留存下来。诗人根本没有这种权力，散文家有。诗人是明亮的幽灵。肯定性的思考。“我仍然相信进步，相信解放，相信革命（《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德里达在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中第一句话就是：“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我想说的是“现在该维护诗人的幽灵们了！”诗人的内心应该让不同时代的人看来都像同一部恐怖小说。不同时代的人是看不到的，诗人始终离开人群，但也不去朝圣的路上。一个倔强者在叫喊在谩骂吗？在寻死。只有如此他才摆脱宠物化猥亵。猥亵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国家特色的威胁。对身体的抱负会使语言雄心勃勃？语言不接受要求。一个不健康的时代才喜欢搜集怪癖。即使在一个不健康的时代，诗人也不是怪癖者。也不是窥淫癖，他更愿意自己实践。诗人不是怪癖病毒携带者，但他却为非中心历史努力，甚至不惜牺牲色相能够先于语言存在，不是经验，是命运。一首诗的完成不是经验，一首诗的完成是命运。逆反心理是社会的孤独在文本上的褶皱，一个诗人在他的某个阶段总会像蜜蜂一样分泌出政治之蜜，诗形式即社会形式，艺术想象即制度想象。一首诗：语言就是思维，语言就是字。字拒绝在一首拙劣的诗里成长：字拒绝在一首保守主义的诗里成长：字拒绝在一首市侩主义的诗里成长。要使一首诗的意义松动摇晃而不是固定不变。愤世嫉俗的诗人又如此依赖于当下：诗是他拍下的灵魂胶卷，等待当下的冲洗。当下只冲洗婚纱照。愤世嫉俗的诗人把胶卷藏入冰箱，寄往福柯并不放心的未来。但没有什么需要留存下来。一种矛盾必然现身：用“摇晃”与“固定”抗衡，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憧憬是一首诗含而不露的发动机，绝望的美学推来希望的美文，阅读的多种方法是乌托邦色彩的“界画”。那么，傲慢是不是必需的？傲慢不是必需的，它是天性。天性中没有的话，它偶尔会灵感一样出现。一个优秀的诗人就是说他曾经写出过一首或几首傲慢之作。在当下艺术中，傲慢已经成为希罕的熊猫。如果说，诗人没有了希望，那么，他也没有了恐惧。在晦涩。在晦涩。在你们所谓的晦涩之中，我正交流。欲交流，必晦涩。晦涩成为工作。一只秋蝉叫了。是到对晦涩的品质重新认知的时候了。晦涩的品质：它是高尚的。经验的单调造成清晰之作，而命运，命运的不可知的丰富性必然产生晦涩的道路——作品是道路。当下的杰作将会是晦涩的作品，噢，肃静，潜泳者。光影斑驳没有合法化需求。目的论是合法化需求。也不是过程。过程论是需求合法化。革命从语言开始，不从语言开始的革命都是反革命。如果能产生咒语般的效果，一个诗人应该让人钦佩他的技巧，尤其是即兴的技巧。浑身发抖，还没有溃败，还没有怜悯，因为这是禁忌。异端不是权力，是素质。一首诗：百科全书缺只角，缺的这只角就是“你们的词语伦理与你们的职业道德”。“他怀着一颗未被世俗偏见所蒙蔽的心灵来接近一切事物。他毫无超人的气质。他使人望而生畏的原因也就在此。”这是艾略特描述的布莱克，也是我对理想诗学的描述。“他太执着于自己的观念了”，我反对再现性，这是不公正的，“一个诗人激进的原因之一”，为了留白。必须激进的实践，用来中断中国文学传统那一场无休无止的闲聊，综合你的感觉，然后不是凝集一点，而是散射开来。综合你们的感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传统，就是以自己的梦去说他者之梦：传统：每个人都可以揭示或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传统。诗人的写作应该是避开自身优势的劳动。诗人是苦力，有时候又是酷吏：对读者毫不留情。比起诗，诗人就算不上一个谜了，因为诗作为谜，只有谜面，永远没有谜底。而诗人的谜面与谜底往往是合而为一的。这也是我对诗保持激情对诗人难免冷淡的缘故：另一种贪婪在语言世界造句错误：贫乏即繁华。诗人因为拒绝而成为诗人，这是个错误。错误的说法还有——“诗人不是密码，所以无法破解”。

    我吃掉了一窝小猫头鹰。罪过，罪过。我吃芋头的时候，觉得我正在吃小猫头鹰。它们太相象了。芋头粗糙的皮简直是对猫头鹰羽毛的仿真。岂止如此，就是外形也有相象之处。古人称芋头为“蹲鸱”，早就心照不宣。设想一个农民在自留田里挖芋头，挖着挖着，芋头忽然都像猫头鹰一样飞走，农民会有什么反映？惊讶？大笑？恐惧？沮丧？我想更多的是沮丧吧。辛辛苦苦种植的东西，拍拍翅膀飞走了，惊讶会有，大笑会有，恐惧也是免不了的，但我想更多的还是沮丧。

    我写了近二十年诗了，也可说成是我辛辛苦苦种植的东西，但近来我忽然觉得它飞走，与我没什么关系！惊讶之余，我大笑一声，这大笑我自己知道——是苦笑。然后就是恐惧。只是恐惧是很短暂的，我随即约有半个月的时间浸淫于沮丧——我太倒霉了，二十多年披星戴月、寝食不安、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种植的东西，忽然飞走了。这并非是我丢了手稿，也不是我遇到文贼，这种忽然飞走的感觉说出来也很简单，就是我对自己所写的诗不满意，极不满意！我认为我毫无诗才，我想中止，却又停不下来，就像那个农民明明知道挖一只芋头，芋头就飞走，但他还是对芋头抱有希望——希望有一只笨一点的、不会飞的，结果飞得更快，因为笨鸟先飞！希望有一只没有翅膀的，但即使没有翅膀还是飞了，飞得让人更加痛心疾首，因为不翼而飞！

    我沮丧的是我二十多年的日子，青春，年华，就这样不翼而飞，尽管留下了痕迹，但我——极不满意！诗是我的生命，当我对诗产生怀疑，我也一下子轻视起我的生命了——轻视起我的青春和年华。这很不好。我安慰自己，我诗没写好，但我二十多年的日子，还是像一个人过的日子。但这种沮丧还在不可安慰地扩大——扩大到我的散文写作，我也开始怀疑了。的确，我是没写好散文，如果平日里大家还读一点魏晋唐宋文章的话。

    芋头飞走了，栖满田野之树，农民扛起锄头回家。他明年不种芋头，种山药就是。

    我也没想到，我的这种沮丧，当初竟然是从吃芋头开始的。我却来不及了。甚至来不及反悔。于是我就回忆——在我过去了的写作生涯中，有过没有这样的时刻？我想起来了，有过。有过，我还不是咬牙切齿地挺下来了。

失败感鼓舞我。我豁然开朗——其实这么多年的写作，鼓舞我的一直是失败感。失败感是我求新求变的动力，只是我现在秋深中年，节奏自然而然地放慢，所以沮丧了，这种沮丧或许来自于急躁。年轻的时候无所畏惧，求新求变速度飞快，会急躁却不会沮丧。现在，现在我还是畏惧了。

    我畏惧什么？

    宇宙之中有神圣，我畏惧的是这一点。但这种畏惧是一个无神论者的畏惧。我是个无神论者，这一点不会改变。这并不矛盾。

    但还是矛盾。既然宇宙之中有神圣我畏惧的是这一点，那么鼓舞我的失败感就会不够强烈，而失败感一旦在我内心里不够强烈，我就怀疑写作了。我对自己所写的诗和散文不满意，很可能是我对写作这个行为的怀疑。

    青春和年华飞走了，栖满写作的虚无之树，我反而觉得我明年会写得更多。

    诗是很适合我的一份工作。

    人人要工作。

    诗需要它的工作者独立，并不计较迟到或早退。

    诗不会让人厌烦。

    这与散文还不一样，我承认我有过对散文厌烦的时候。

    写散文的是钟点工，打扫干净后就走。

    一个人工作时间长了，沾的灰尘就多，内心里堆满垃圾。

    我只能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心理医生。

    我给自己倒垃圾，从我这里倒出来，又倒到我那里去。

    在这过程中有损耗，就这点损耗，让我又有了积聚能量的空隙。

    一个我穿著宽大的白袍（不是白大褂），与另一个我交谈。另一个我在橡皮树的暗影子中。

    灯罩是猫脸做的，我差点喊出来。

    我也有怕猫的时刻。

    不容易啊！我看着这只猫脸，突然想给它写传记。

    从大家都有的两个洞里，灯光像粘液。

    我想起一件恶心事，蜒蚰在夜里爬进院子，我祖母让我打着电筒，她抱着盐罐子，挖着一坨一坨的盐（江南潮湿，盐受了水汽后都凝结成一坨一坨的）。

    盐是淡蓝的，看不懂的眼睛。

    岩浆反复，像天文望远镜一样深入天空，星 星在信道里撞来撞去，发出用比目鱼擦锅的声音。

    一口大铁锅！

    他说是一口平底大铁锅，老甲鱼在那里煎饺 ——煎星星的大馅饺。

    油太少了，翻破饺子皮。

    彗星终于回信了，茴香的味道充满人间烟火的宇宙（烟火气的宇宙），我往往看到一首被我遗弃的诗，像只灯泡——画在标签上的“灯泡”，周围还有两行字，“严禁触摸，小心漏电”。

    诗的杀伤力，在记忆之中鱼头般撞碎。

    岩浆。岩浆。

    盐碱是泡桐树下冷漠的岩浆。

    好的诗或许会在表面形成一层盐碱，它对亲和力向来是置疑的。

    商业电影热爱亲和力。

    恐怖也是亲和力的一种。

    剧组里人太多了，我只有很少的耐心。

    我祖母让我打着电筒，照住一条蜒蚰，她就从抱着的盐罐子里挖着一坨盐，捻碎了往蜒蚰身上洒。但我随即就把电筒照向另外的地方。

女舞蹈演员正喝着二锅头，日常里她的眼神极花，没一点定力的男人经不起她的怒放，而到了舞台上，她的眼神里有一座巍峨与严峻的修道院。

    而女导演呢？我想是不是导演这种工作必然——或者说必须爱上虚荣？话说过来，不虚荣，也开不出梦幻之花。导演用虚荣牺牲自己，为了满足更多人的虚荣，导演成了殉道者？

    悲哀，苍凉，而大伙儿玩。

    另一个我在橡皮树的暗影子中研究调子，还可以灰一点，眼睛要学会看，这是一件，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件需要天赋的事。

    厌倦，厌倦了的厌倦：在厌烦之中还有激情，喷溅，暗影子中的怒放：而厌倦是连厌烦之中的激情都没有了，它制造无精打采，演技的另一境界。

    我们都太费力气了，字不着纸，飞起，亘古也就一对翅膀。

    所以我们也就只得费力气。

    已经很乱了，我这么写，不是更乱吗？

    谁说文章都必须条理分明？

    我现在对集权制等级制一样的文章心生厌烦。

    有时似乎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养分仅仅在一种形式感上。

    我们用房隐蔽我们的用具；我们用房隐蔽我们的羊圈，羊圈里，一个我穿著宽大的白袍，与羊群游戏，依据干草的法律。也就这么一回事吧。

    一九九八年，我到北京，开始了我钟点工的工作，写散文养活自己。

    今年我想把散文从功利和实用中解放出来，散文的文体，也就是问题，的确功利和实用了一点。

    平日我活得很奢侈，因为还常常写诗，工作是奢侈的。

    我祖母从抱着的盐罐子里挖着一坨盐，捻碎了往蜒蚰身上洒，第二天早晨，蜒蚰就融化了。我常常把电筒照向另外的地方。

    我不想读诗，我当然指的是当代诗。我不懂外语，当代诗指的也就是中国当代诗。中国有当代诗吗？一个诗人作为他的意识，他到达当代了吗？中国有当代诗，有，肯定有，只不过当代诗在中国只是很少一部分。文化立场是箱子里的影子，关上的时候你看不见，打开的时候影子又跑了，还是看不见。一只裱着华丽的红的箱子，被悬挂，箱子是语言之中的悬念，既然是悬念，它就不在语言之中。但什么事物能够在语言之外寄生？火车站不设小件行李寄存处，也没有，根本没有火车站，弥漫起石膏像一样的蒸汽，大团大团凝结，大风也吹不散。不是，火车开来并不是说就有了当代到达了当代。在我看来当代与火车毫无关系。当代的火车不是轮子装在顶上就是根本没有轮子。当代，停下！当代，是停下的，它拒绝调度员安排好的路线。当代只有火车的形状，旅客仅仅是一些在车厢里消费的酒吧客人。它只到达夜晚。它通过到达夜晚来加强你对黑暗的印象。只有在黑暗之中羞怯的人才是自由的。我看中的当代诗它一定有一套羞怯的西装，但决不戴领带更拒绝领结，它的脖子怕痒。火车既然没有轮子，你给它装上轮子而你又只有一只轮子，那是火车吗？独轮车从不是火车！羞怯的西装穿在当代诗身上，我们是外省青年来到西方。西方命在旦夕，我们来守夜？我们来抬棺材？我们想把它运到中国，埋在篮球场。我所知道的县级市里有两支篮球队，一支篮球队叫“蓝旗”，一支篮球队名“偶场”，他们彼此不服气，一有时间就要搏斗。为什么说搏斗？因为常常会在中途打斗起来。没有观众，没有球迷，他们打斗得更厉害，因为他们四分五裂了，一会儿是观众，一会儿是球迷，自己则早在篮球架上吊死了。两支篮球队会在工余时间，约好了，然后开着摩托车去在人们视线七里外的仅有的一个篮球场比赛。摩托车冒着浓烟，当火车开，他们到达篮球场时，都已经气鼓鼓的。前几天一场暴雨，篮球场的一半，一半不到，三分之一吧，淹在积水里。他们就用一半或者超过一半的篮球场打篮球，限制没有了，游戏规则也重新修正，只要把篮球打进篮球篮，就是新修正的游戏规则。当代诗就是在被暴雨淹了一半或者超过一半的篮球场打篮球，不同的地方是篮球架是活动的，它被两个团伙首领分别扛在肩上，为了让自己的手下进球，他们请他们的奶妈都给自己做了比篮球场还大的篮球篮。这不是象征，这不是隐喻，这不是寓言。诗不是这一些。诗远比这一些丰富、复杂。诗面目的晦涩是因为它拒绝了象征、隐喻和寓言。因为它是诗，赤裸裸的诗，所以反而让那些受过很好的诗家教和诗社教和诗信教的人觉得晦涩了。我拒绝你们的表达方式。我的表达方式就是拒绝你们的表达方式。这有点不讲道理。讲道理的话诗也许是打篮球，它往月亮上打。它蔑视篮球的社交性质。如果那天没月亮，它就往自己脑袋上打，直到在自己脑袋上打出疱，疱比月亮大，它还是往月亮上打篮球。诗作为伟大而又不被理解的事业，就是一个人往月亮上打篮球。而谁又把这个人打飞了。诗人是很容易被打飞的人，这正是他的高贵之处。我今天回忆诗，我觉得诗有两种。一种诗是识字性质，诗人写这一首诗是为了识几个字，不一定是为了多识几个字，别人读这一首诗也是为了识几个字，而常常是为了多识几个字。一种诗是备忘性质，字数也不多，却有唤起、左证等功能。诗都是有功能性的，因为它一心想着反功能。诗在今天是与字有关的工作。字是诗的宿命。我像古董贩子或者文物鉴赏家一样拿出放大镜，把历史和未来的几个字放大，放大，再放大，使其不成为字，简直不是字。而最主要的是，对某个字的放大，也就是对那个句子的缩小，作为制度的句子，作为秩序的句子，作为阐述的句子，作为叙事的句子，作为抒情的句子，作为白描的句子，作为摘录的句子，作为主体的句子，作为客观的句子，滚开，滚到一边去！如果是句子的句子呢？我也不能接受。人的自由结果我还是不知道。诗的自由我现在的猜测就是对字放大的过程。但几个字一旦放大，就会从历史和未来跳出，最后，又宿命般地缩回历史和未来。诗人的癖好是不让它们从历史和未来跳出，把它们按紧在历史和未来的棺材里婚床上放大，它们兽头人身。也就是不让它们缩回去。兽头人身：活跃着想象力和宇宙密码的：诗的：内部或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