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球类运动：蹴鞠与马毬

据说中国人爱讲历史，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信的时候，为了获取某种东西，便大谈“自古以来”；还有一种便是自卑的时候，提提从前祖先的荣光，好给自己空虚的内心补上一支强心针。现在，看着“世界杯”里各国球队踢得热火朝天，爱讲古的中国人，一定会想到中国古代曾经辉煌的“蹴鞠”。这份可怜的虚荣心，可能对当下中国足球的现状起不到多少效果，不过或许能够稍稍填补一下中国球迷多年来自虐的悲哀，这样的“讲古”，与其说是谈史，倒不如是慈善，既然如此，闲话一番宋朝的球类运动，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宋代的球类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不仅有“蹴鞠”，还有“马毬”。“蹴鞠”的产生很早了，按照《史记》裴骃集解引用刘向《别录》的记载：“蹴鞠者，传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黄帝所作”之说，显然靠不住，起源战国时期，应该是有道理的。《汉书·枚乘传》中有“蹴鞠刻镂”句，颜师古的注解是：“蹴，足蹴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鞠为戏乐也。”“蹴”就是用脚踢，“鞠”便是用皮革制作球皮、中间填充有弹性的毛发的球，故而写成“毬”。当然不是统统填充毛发，在唐代时，人们开始改用充气的动物尿脬来替代所填塞的毛发。这样的球体不但轻巧，而且富有良好的弹性，因而有“气球”之称。因“气球”体轻，双方角逐时激烈程度便有所降低，而表演性增强，适合于女子参加。

自从“蹴鞠”被发明后，一直是古代军队中用来训练士兵的运动项目，所以，各个朝代的政府都对这项运动极为重视。西汉初，刘邦曾经在长安的宫苑内专门修建了校场，名为“鞠城”。到了唐代，“蹴鞠”更加普及，流传到现在的很多唐诗都有“蹴鞠”的记载，譬如，白居易的“蹴毬尘不起,泼火雨新晴”之句就描写了“蹴鞠”。到了宋代，“蹴鞠”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普通平民善踢，而且皇帝已经大臣们纷纷加入“蹴鞠”的行列。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毬迷”。宋代还有两个因毬踢得闻名的宰相，一个李邦彦，另一个则是鼎鼎大名的高俅。高俅因毬踢得好，被宋徽宗提拔升官的事，一直为小说家和史家所指陈，其实在唐代就有因毬踢得好而被升官的事例，譬如，《新唐书》里记载，晚唐武将周宝就曾“自请以逑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可见，凭借一身技艺飞黄腾达，并不独独出现在宋代，任何朝代都有。

宋代“蹴鞠”的踢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球门的比赛，时人称之为“筑球”。“筑球”比赛的人数，一般有严格的规定，两队人数相等，各出十二人或者十六人。队员站立位置不同，各有不同的名称。两队各设有队长，称之为“球头”；副队长，称为“次球头”。两队各有各的队服，一般是分红色和青色，以示区别，同时，队长与队员之间的服饰亦有一定的差异，队长的为长脚幞头，队员为卷脚幞头。“蹴鞠”的球门高度大约为三丈，在彩丝结成的球网中间留有直径为一尺的圆洞，时人俗称为“风流眼”。两队隔网比赛，身体不接触。比赛时，以乐部哨笛杖鼓声为号，声音一响，便可以开始发球。先有左军队员开球，在各位队员之间来回颠球数次后传给副队长，副队长将球传稳，再将其传给队长，由队长将球踢过门洞。右军接住往来的球后，在队员之间来回转送数次后，传给副队长，再由副队长传给队长，由队长将球打过门洞。打过门洞而对方未能接住者为胜，否则为负。如果射门未过，球撞上网上掉下来，只要不落地，由本队队员接住，仍然可以继续传球给球头，由球头再次射门。如此一来一往，直到球落地为一局，亦即“一筹”，最后以射过球门次数多者一方为胜。由于球头是唯一射门者，于比赛中胜负关系极大，因此球赛的赏罚也以他为主。胜者赐以银碗彩缎，负者要吃鞭子，并再涂上白粉羞辱。

“蹴鞠”的另一种踢法是不用球门，以踢出动作和花样或者难度来分出胜负，时称“白打”。“白打”的场地用丝围子围起来，场地的大小一般根据参赛的人数或者花样动作来定。按照《事林广记》中记载，“如打三间臁，丝围子各阔三尺；四间阔四尺以上，至八间阔八尺。如九间至十三间，止得阔八尺，不许加增。每间阔四小步”。这项比赛的人数，既可以是一人、两人或者数人，也可以是十余人。其中，两人比赛叫“打二”；三人比赛叫“转花枝”，又称“小官场”；四人比赛叫“流星追月”，又称“四不顾”、“下火”；五人比赛叫“小出尖”，又叫“皮破”；六人比赛叫“大出尖”；七人比赛叫“落花流水”；八人比赛叫“八仙过海”，又呼“凉伞儿”；九人比赛叫“踢花心”；十人比赛称为“全场”。“白打”踢法的动作花样很多，上身接触球叫“上截解数”；膝盖以下部位触球踢法叫“中截解数”；用小腿和脚踝踢球叫“下截解数”。如果上中下不同部位组成的联合动作，则称之为“全套解数”。

除了“蹴鞠”，宋代还有一种球类运动极受欢迎，称之为“马毬”。因为是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的运动，所以又被成为“打毬”、“击毬”、“击鞠”。“击毬”的出现也颇早，三国时曹植的《名都赋》中便记载了京洛少年“击鞠”的情形。但是骑着马击毬的运动，据阴法鲁先生考证，是唐朝时从西藏传入内地的。

唐朝是“马毬”的大发展时期，这与当时的骑兵的增加和马匹的饲养发展有关，再加上唐朝皇室也醉心于此运动，无形中也推动了这项运动的发展。唐玄宗李隆基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就很喜欢“马毬”，并且也非常擅长这项运动，他曾经还亲自率领众人与吐蕃人进行过比赛。

“马毬”运动要求有娴熟的骑术和马上运用器械的功夫，这项运动本来是军队中的竞技游戏，到了宋代，宋太宗赵光义将其升格为军中礼，每遇到重大典礼，都有球类比赛。其后历代帝王大多都喜欢这项运动，尤其徽宗赵佶、孝宗赵昚等人更是酷爱“马毬”。南宋岳珂在《桯史》中记载：“隆兴初，孝宗锐志复古，戒燕安之鸩，躬御鞍马，以习劳事，仿陶侃运甓之意，时召诸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帟，布沙除地。”足见其打“马毬”的劲头之大。为此他还“堕马失臂”、“摧折濒死”，而且损害了一只眼睛，也在所不惜。在帝王的影响下，一些重视军事的大臣也把“马毬”作为部队训练的重要手段。《宋史》中说，文彦博在四川益州时，“尝击球钤辖廨，闻外喧甚”，发现是士兵犯法，不服仗责。文彦博“复呼人斩之，竟球乃归。”

“马毬”所用的球，状小如拳，用质地轻又坚韧的木材制作而成。中间镂空，外面涂上各种颜色，有的还加上雕饰，被称之“彩毬”、“七宝毬”等。“马毬”所用的毬杖长数尺，端如偃月，形状有点像今天的冰球杆，杖身上往往雕刻精美的纹饰，被称为“画杖”、“月杖”。由于“马毬”是骑在马上的运动，所以对场地要求很高，必须开阔平整坚实，球场的两端各设置有一个球门，门一般高丈余，同时在场地边分别设置虚架，供胜利者插旗之用。每个球门两旁插旗十二面，每胜一局，将胜队的旗插入虚架一面，作为计分牌。比赛采用的多局制，一般是三局，也称“三筹”。场上一般有两名裁判员，他们手持红旗，在球进入球门时“唱筹”，也就是宣布进球、插旗。每个队都有两名守门员，比赛双方队服颜色不同，一般是一方是黄衣，另一方是紫衣。两队各有队长一人，队员若干人。运动员的所骑的马都要结尾，其目的应当是避免互相缠绕。在比赛时，赛场旁边还有乐队演奏、助威，同时，为了维持球场的秩序，一般还要设置手持哥舒棒的保卫人员。

“马毬”有“大打”与“小打”之分。“大打”则是盛唐时期流行的大马戏，“小打”则是骑小马或者骡驴比赛。“大打”因为骏马跑的极快，因此驾驭起来相对困难很多，要求技术高超的选手，所以一般人，尤其是女子，很难胜任。为此，唐朝时，人们就用小马或者驴骡等代替成年骏马打球，俗称为“小打”。“小打”在女子运动里很受欢迎，很多唐朝的诗词都有描述。譬如王珪的“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辔紫花骝”等等，就是描写的宫廷女子的“小打”。当然宋代也有男子骑小马或者驴骡进行“小打”比赛，譬如北宋初年左金吾上将军郭从义就曾经在皇宫为宋太祖表演球技，不过，总体不如“大打”更吸引人。